霞客行

古巴　(2)

媒体环境PK（一）

常有人问古巴是不是像朝鲜一样。其实，朝鲜究竟啥样估计大部分人也没见过。我有个同事在朝鲜，和我一样是驻外记者。出国前我俩就经常就我岛和她半岛的异同进行讨论，结论是在众多站点里古巴站和朝鲜站的工作环境基本上一个倒数第二，一个倒数第一。后来实践证明，毕竟都是姓“社”的，还真是半斤八两。

和CCAV的其他新建驻外记者站相比，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入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站和朝鲜站几乎成了最费周折的两个站点。我们站两个姑娘，在国内等审批等了快一年，最后是借了杨外长访古的东风才有幸登岛。而我那个去朝鲜的同事，更是等了一年半之久才去成，后来AV想再派一个人去，经过多次谈判，费劲了周折，直到给朝鲜电视台捐赠了价值人民币八百万的设备才得到批准。这位记者后来常被我们叫做“价值八百万”，他表示压力很大。

从建站成本来看，我岛比半岛略逊一筹，但朝鲜站的战略意义决定了“价值八百万”童鞋远非八百万能衡量的。我和我一起驻站的同事登岛时古方特别提到他们已经十年没有批准电视媒体进入了，以示对兄弟国家的特别照顾。其实十年前该来的媒体就都来了。因为那时卡爷爷就已经七十多高龄，长篇讲话时也开始有随时就地帮当的迹象，所以世界各地的记者早早未雨绸缪，来岛上守株待兔，导致貌似不开放的古巴反而有着很多外国媒体驻扎。相比之下，常驻朝鲜的外国媒体则是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而且有电视业务的只有美联社一家，还是有点儿没人，只有俩当地雇员看着办公室，美联社隔一段时间从北京送钱过去。这种格局在我的朝鲜同事就任后终于被打破，AV领导大呼进去了就是胜利。后来，她发的每条新闻都成了独家，搞得其他站点压力很大。

其实，“外国媒体”在哪儿都是敏感词，即使如我和朝鲜站记者这样在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国家工作亦是如此。在我岛，街采一般80%能顺利完成。未遂的情况有时是路人不愿面对媒体，有时是警察阻拦。老百姓看到“邪恶的外国媒体”拿镜头对着自己常常会躲开。有时他们会问我，你哪儿来的，是美国来的不，是CNN的不，噢，中国来的呀，我要上中国的电视啦！有时，即便不断表白我是从客观公正善良友好的天朝电视台来的，老百姓也不敢开口，“在地球那边播这边也会看见的。”这种谨慎小心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古巴遍布全国的“革保会”的畏惧。这个组织有点像中国的居委会，几家就有一个，几个街区再有一个大的。古巴人年满16岁就可以加入革保会，但是年轻的一代对于保护革命已经没有太多兴趣，所以经常是老头老太太们凑在一起开会，讨论小至某家的狗咬了人大至劳尔某项新政的各种话题。这个组织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互相监督，说白了就是看谁“不革命”，然后检举告发。一个嫁给古巴人的中国姑娘曾跟我说，她家的邻居就常常被叫去谈话，而我们雇的当地摄像也常提醒他老婆，有人找她谈话就说什么都不知道就行了。不管是娶了外国人，还是为外国人工作，总之，常与外国人来往就会成为重点监视对象。所以，路人拒绝我的时候我也很理解他们，纠缠久了人家回头就有可能被谈话了，还是不要给出来打酱油的惹麻烦为好。

如果当个外国人就得被监视的话，我宁可像我岛这样，大部分时间都在无影无形不知不觉中被监视。像朝鲜站的那位姑娘，吃喝拉撒身边都有个“陪同”，简直比戴紧箍咒的孙悟空还痛苦。在她半岛，所有采访活动都得由朝方安排，她说过年的时候她采访过一个朝鲜家庭，后来为了感谢想给那家的女孩送个娃娃，已经不让回去了。其实，在我岛如果想采访单位或者以某个身份出现的个人的话，也都要写申请，没有介绍信一概不接待。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的时候我被某频道约采在古巴的藏族留学生，还要记录其在古巴的学习和生活。虽然是一家中国媒体采访一个中国人，但由于这名留学生所在的是一个封闭校区，我还是被校方通知拿介绍信来。于是我写了采访申请给外交部，由外交部转交给高教部，然后高教部再转交给学校的外事处，N天后学校的外事处通过高教部再通过外交部转告我说，此藏族学生有问题，我们给你推荐另一个吧，我说好，心里感激涕零——你们也太靠谱了！又等了N天，外交部跟我说高教部说学校说此生过两天要进城参加毕业典礼，你可以去拍。我去了毕业典礼，终于见到了此申请的终端受理人——该生的系主任。我问能不能去他们的校区拍摄，因为需要表现该生的学习和生活云云，系主任告诉我说，那个校区不属于哈瓦那，属于塔拉拉市，我要得到塔拉拉市市长的批准才行。我听了这话立马觉得过去2N天的努力被一键清零了。毕业典礼结束后，我眼泪汪汪地拉着藏族姑娘的手，抱歉地说申请可能还得过一阵才能批，希望她们宿舍能再保持一阵不被行李和垃圾淹没的状态，她正告我说："没关系，不过下礼拜我就回国了……"